羊祜(公元220～278年)，字叔子，泰山南城(今山东新泰羊流镇)人，西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文学家。羊祜出身名门世家，是东汉文学家、书法家蔡邕的外孙，文学家蔡文姬的外甥，西晋景献皇后的胞弟。羊祜学识渊博，足智多谋，深得晋武帝信任，有“智囊”之称。历代名家，如唐代李白、杜甫、孟浩然，宋代范仲淹、苏洵，明代袁宏道、清代王士禛等，吊古遐思，写下了大量咏唱羊祜的诗词名篇。

　　羊祜统兵镇守荆襄十年，作为一代名将重臣，对平定东吴、统一全国作出了杰出贡献。至宋代，羊祜与管仲、孙武、关羽、周瑜等名将一起配享武庙，享受历代封建帝王和后人的祭拜缅怀。按照古人标准，配享武庙的条件比之图画功臣要高得多，应是历朝历代最有声望、功勋卓著的军事人物。其军事思想值得我们后人研究。

一、志在灭吴、致力统一，树立核心军事战略

　　羊祜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军事家，他最早倡议灭吴，以统一全国。《晋书·张华传》记载：“初，帝潛与羊祜谋伐吴，而群臣多以为不可，唯华赞成其计。”《晋书·杜预传》：“时帝密有灭吴之计，而朝议多违，唯预、羊祜、张华与帝意合。”在他的倡议下，晋武帝司马炎泰始五年(公元269年)任命羊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，开始了灭吴的准备。其后任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坐镇襄阳十年。自出镇襄阳，羊祜以灭吴为己任，为灭吴做了细致、全面的准备工作，并为此贡献出全部聪明才智，直至生命终结。

　　对内，他在朝廷中游说君臣、数次上书，以求君臣取得对灭吴达成统一认识;在边境地区垦田种粮、与民生息，做好战争的各项准备。对外，他以德攻心、怀柔东吴、积蓄力量，寻求最佳的进攻时机。这些内外政策构成了他的战略目标的组成部分。其真实目的有二：一是在双方力量均势情形下，以麻痹敌军，削弱其斗志;二是争取更多的发展时间，使胜利的天平逐渐向自己倾斜。

　　羊祜在国内外的一切行动，都紧紧围绕着“统一全国”这一核心战略目标开展，立足于将来早日平灭东吴，结束长期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，实现国家统一。顺应历史潮流，倾力于国家统一事业，是羊祜一生的最大贡献。羊祜为国家统一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，反映了他对国家的热爱和对大一统秩序的向往，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留下了千古美名。

二、缮甲训卒、经营后方，充分做好战备建设

　　荆襄一带地处晋吴交界地带，边界线漫长，地理位置关系全局，是兵家必争之地。东吴名将陆抗谈到荆襄的重要性时就说：“西陵、建平，国之蕃表，既处上流，受敌二境。若敌泛舟顺流，舢舻千里，星奔电迈，俄然行至，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悬也。此乃社稷安危之机;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。……如其有虞，当倾国争之。(三国志58卷)”地理位置虽然重要，但当地经济文化比较落后，因战乱不断，民生凋敝，百姓饱尝流离之苦，厌战情绪浓厚;同时，当时对方守将正是名将陆抗，有很强的谋略才能，羊祜认为不可掉以轻心。上任伊始，羊祜经过仔细评估，清醒地认识到，在当时情势下，凭武力越过长江天险，拿下东吴非常困难。

　　羊祜结合实际，采取了几项措施，很快壮大了自己的实力。军事上，狠抓军事训练，整军备战。利用边境短暂的和平机遇期，抓紧时机，加强士兵的日常训练，补充武器装备，同各级将领仔细研究两国边界、战将、士卒、百姓情况，时刻保持足够警惕，做好战争准备。经济上，安定民心，减轻赋税，养精蓄锐。针对当地落后特点积极进行开发，为长期守边和将来灭吴做好准备。

　　后来，羊祜用计使东吴边戍罢守，把七百多里长边界上的晋军戍卒减至一半，利用削减下来的士卒屯田垦荒、发展生产，后方的人力物力财力得到了极大充实，积累了丰厚的物资、粮食等，据《晋书·羊祜传》载:“祜之初至也，军无百日之粮，及至季年，有十年之积。”夯实了战争的物质基础。文化上，羊祜在当地兴办学校，大开礼仪教化之风。使官兵与当地民众和睦关系，布德施信，很快便“甚得江汉之心”。

　　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，江汉一带呈现出一番新兴景象：生产发展，社会安定，人民安居乐业。在这种情势下，人民对朝廷更加拥护，为日后平灭东吴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。晋吴双方的力量双比在悄然发生着变化。

三、怀柔敌国、攻心为上，注重开展政治攻势

　　羊祜在发展生产，做好战备的同时，对东吴军民采取怀柔政策，“务修德信以怀吴人”(资治通鉴79卷)。采取心理战、舆论战等政治工作策略，攻心为上、广施仁德。这些历史事例在《晋书·羊祜传》、《两晋通俗演义》、《三国演义》等历史传记、小说中都有着绘声绘色的描写。

　　在守边戍防过程中，晋吴之间常常发生冲突。对于战败投降来的俘虏或来归的吴人，羊祜采取了比较宽松开明的政策：讲求信义，让他们去留自便。有次，一名士兵从边境抓回东吴边将的两个小孩，羊祜命令立即将其送回，其父非常感激，第二天便率部来降。吴将邓香侵犯夏口，被晋兵活捉送来见羊祜，羊祜开导一番后把他放了，邓感其恩德也率部投降。吴将陈尚、潘景一心事吴，屡犯晋之边境，羊祜令部下追斩之，然后又通知家属前来迎丧，并给予优厚抚恤。羊祜的军队外出行走在吴国境内，割了谷子作口粮，他就让部下记住所取的数量，事后如数送绢偿还。羊祜有时带兵打猎，但只限于晋地，若禽兽先被吴人杀伤而后被晋兵所得，一定要派人送还吴人。“于是吴人翕然悦服，称为羊公,不之名也”，不肯直呼他的名讳。

　　据史书记载，羊祜与陆抗在边境对峙时，双方仍然互派使者，往来不断。陆抗送给羊祜的酒，羊祜毫不怀疑地喝掉。陆抗知道后，深感敬佩，认为:“祜之德量，虽乐毅、诸葛孔明不能过也。”后来陆抗病了，“求药于祜，祜以成药与之”，部下劝陆抗不要吃，以防中毒，陆抗严肃地说:“羊祜岂鸩人者!”又说:“彼专为德，我专为暴，是不战而自服也。各保分界而已，无求细利。”于是双方边境相安无事。

　　泰始八年(272年)，吴西陵督步阐降晋，被陆抗攻杀。为了挽回西陵之败的消极影响，羊祜发起攻势:收吴人“膏腴之地，夺吴人之资，石城(今南京西)以西(七百里)，尽为晋有。自是前后来降者不绝。”(自此处以下引文皆出自晋书第34卷)在这种形势对晋较为有利的情况下，羊祜并没有急于冒进，而是与吴人继续展开细致入微的攻心之战。逢两国交兵，羊祜都要约定日期，不搞突然袭击、截击等小动作，更不搞持久战。成功地解除了吴人的心理防线，使东吴人感念其恩，为日后顺利地平灭东吴做好铺垫。

四、审时度势、游说君臣，精心谋划战略步骤

　　咸宁二年(276年)，吴军都督陆抗病逝，经过反复周密的考察论证，羊祜认为伐吴条件已具备，他上书武帝提出灭吴建议，恰逢西北少数民族叛乱，伐吴行动被搁置。咸宁三年(277年)，羊祜写了《请伐吴疏》给晋武帝。在其中除了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和战胜东吴的有利条件外，还拟定了具体作战计划，阐明伐吴必胜无疑，以此坚定晋武帝伐吴的信心和决心。

　　首先，羊祜把东吴同被灭掉的蜀汉加以比较:“今江淮之难，不过剑阁;山川之险，不过岷汉;孙皓之暴，侈于刘禅;吴人之困，甚于巴蜀。”又指出晋国兵多将广，武器装备远胜以前。因此晋军获胜是完全可能的。其次，他进一步分析东吴的不利因素：客观上，吴国以长江为凭靠似乎是优势，但实际上在长达千里的沿江一线，晋军都可以发起进攻，到时只能疲于应付。一旦晋军进江入境，吴军将无路可退。主观上，孙皓的腐朽残暴统治使吴人离心离德，君臣互相猜疑。在平日，官兵都打着自己的算盘，一旦兵临城下，谁还肯冒死相保呢?反戈起义者将不计其数。在武器装备上，东吴除水战略胜朝廷外，其他弓箭矛盾等各式武器均远差于晋军。分析认为东吴可谓地不利、人不和、器不精。在此基础上，羊祜制定了具体的出兵作战方案:“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，荆楚之众进临江陵，平南、豫州直指夏口，徐、扬、青、兖并向秣陵”，以小小的东吴怎能抵挡这八面来兵?到那时它必然是“势分形散，所备皆急”。晋军可利用这可乘之机，让巴汉奇兵出其空虚，一处被攻下，吴国便会上下震荡，晋军获胜便指日可待。最后，他还就晋朝处于相对劣势，朝野上下担心的水战问题进行了仔细的分析。他认为，水战讲求速战速决，一旦战争打起来，准备已久的上游晋兵出其不意顺江而下，其优势不复存在。那么之后攻城夺地、肉搏巷战就是我方的优势。因此，朝廷必胜无疑。

　　咸宁四年(278年)在病重时，他还不无忧心地说：“吴人虐政已甚，可不战而克……若孙皓不幸而没，吴人更立令主，虽百万之众，长江未可而越也，将为后患乎!”担心若孙吴换了贤明君主，眼下的大好形势将付诸东流。对羊祜的灭吴计划，只有杜预、张华赞成，终因反对者众多而暂时搁浅。

　　数次上书所表达出的一系列言论，显示出羊祜的忧国忧民之心，还显出他卓越的战略思维，在他的头脑中已经构建起平灭东吴的详细部署，后来的历史证实了羊祜的深谋远虑。

五、以德治军、知人善任，注重选拔军事将领

　　羊祜自身廉洁奉公，在统帅军队方面也讲究以德治军，善于选拔培养人才。他以身作则，爱护士兵，深得官兵爱戴。他注意部队形象的树立，认为守边部队不仅仅代表着部队本身，而且还代表着朝廷、国家，他们一举一动意义非同寻常。羊祜统率的边军不以一事一役的胜负得失为着眼点，而是从统一大业这个全局出发。

　　羊祜举荐人才的故事广为流传，特别是选拔任用得力的将领。其一是提拔重用王濬修舟楫、练水师;其二是病重之时举荐杜预代替自己都督荆州诸军事，筹划灭吴具体事宜。

　　王濬在《晋书》中有传，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。志高孤傲，很多人认为他不能委以重任。但羊祜十分赏识他的才干，认为“有大才”，如果任用得当，时机成熟，“必可用”。因此上表留住王濬，委以重任。果然，在伐吴战争中王濬这位70多岁的老将一马当先，并凭借多年的造船经验智破敌军拦江铁锁、铁锥，使晋军顺利东进，赢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。他克武昌、取建业，亲自接受孙皓投降，立下赫赫战功。时人赞誉羊祜重用王濬是慧眼识珠，善于用人。

　　杜预是晋初名臣良将，具有广博的学识和杰出的才干，且多谋略，时号“杜武库”。羊祜病重后，便举荐博学多才的杜预代替自己，继续进行伐吴事业，被武帝采纳。咸宁四年，杜预到任后，加紧伐吴前的准备工作。用离间计迫使吴主换掉熟悉边情的将领，使吴军将士互不熟悉，指挥失灵，接着又连连上书请求晋武帝立即发兵攻吴。在伐吴作战中，杜预担任前线指挥，能顾全大局，让冲锋在前而又受其节制的王濬“径取建业”，拔得头功，为灭吴获胜赢得了先机。

　　尤为难得的，羊祜举荐杜预等人后，将荐稿烧掉，因为他不想让被荐的人知道后感谢自己。他认为“拜爵公朝，谢恩私门，吾所不取。”本来是国家授予的官职，却让他感谢私人，这类事不能干。《三国演义》等对此有精彩描写。羊祜一心为公、知人善任的高尚品德，放在道德缺失、世风败坏的魏晋时代，更是难能可贵，千百年来为人们所称道。

　　晋咸宁四年(278年)，羊祜壮志未酬，因病去世。太康元年(280年)，晋武帝调兵二十余万，按照羊祜的攻吴计划，兵分六路，大举伐吴，不到四个月，攻克建业，吴亡，中国出现了短暂的统一。

　　庆功会上，朝臣向晋武帝祝贺，晋武帝却举起酒杯，流着泪说:“此羊太傅之功也。”